本章开始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时间线叙事表，也算给面前五年的战乱画下句号。
公元460年，业启文二年，拓拔高远通过柔然资助，再次号召旧部，重新崛起。
公元461-464年，拓拔高远率领鲜卑族，不停的蚕食柔然，壮大自身。
公元464年，大业启文六年，四月，柔然可汗吐贺真病逝，内部发生叛乱，九月，拓拔高远介入，击败予成可汗。同年十月份，业军北伐，十一月底，遭到予成可汗背刺，业军先锋三万全军覆没。
公元465年，大业启文七年，李旺担任业北伐军主帅，领镇北将军衔。苏允担任副元帅，领镇北将军衔。同年，柔然军南下山西地区，李旺战死，皇帝吴欢任命辽国公苏允担任北境军区的元帅，黄河以北业军归其节制。与此同时，鲜卑北魏入朝，南下山西地区。
公元466年，大业启文八年，辽国公苏允病逝，赵国公蓝田担任业军大都督，并且掌控辽幽并冀四州之地，领镇北大将军衔（比镇北将军高一级，还是虚衔）。同年，鲜卑和柔然在草原上大打出手，内战。
公元467年，大业启文九年，业军小规模北伐，收获颇多。同年，西域动乱，雍北王吴立奇出动西域，镇定西北地区。
公元468年，大业建威元年，赵国公蓝田北伐，击败柔然，击溃鲜卑。
公元469年，大业建威二年，鲜卑北魏末代皇帝拓拔高远驾崩，北魏彻底灭亡。业军斩杀予成可汗，对柔然和鲜卑分而治之。
……
业与游牧民族之战落下帷幕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吴欢统治时期的第二阶段。
而这个阶段要说清楚，还要牵扯清楚文帝一朝的政治格局情况。
众所周知，太祖吴承宗起家，一开始靠的是身边的亲朋，然后扩大到东南地区的士族。
而因为顶不住刘裕的军事压力，被迫北上河南发展，历尽艰辛，在山西南边的三郡地区站稳脚跟。
这个阶段的吴承宗内部还算比较单纯。
可当他踏入关中，就开始和本地的大家族寻求合作了，但还是以吴承宗为主导。
直到公元420年，吴承宗称周王。
这是一个分水岭，从这里开始，士族在吴家政权内部开始有话语权，因为这个阶段，葛延代表的河南士族以及关中士族成为了吴承宗的统治根基。
作为外来者，不谋求合作是很难发展下去的，但主导权依然是在吴承宗手里。
可是到了425年，局势又不一样了。
这一年，大业帝国建立，业朝接收河北山西地区，大量的士族和原本的官僚加入，导致业朝内部人员结构复杂化。
这一阶段，是武勋——士族——外戚。
公元429年，业朝一统天下，这下好了，南方各大地区的官员和士族都来了，这些人你不可能不用，不拉拢吧？
大家还记得南荆州长沙黄寺之乱吗？他们的家族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缩影，业朝留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人在地方，一部分人调到中央，以此合作和控制。
而这个时候，因为齐王和太子吴立炎的党争，导致业军军备空前庞大，武勋力量几乎是压倒性的压制了外戚和士族。
就比如说，当年齐王入驻山东地区，可是没少嚯嚯本地士族，什么打家劫舍，隔三差五收保护费都是常规操作。
大名鼎鼎的孔家都被洗劫了几次。
正因为如此，齐王才如此不得人心，在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士族纷纷倒向太子吴立炎。
历经齐王之乱，局势再次发生变化。
战争结束，武勋势力损失惨重，皇帝吴承宗需要这些士族人才治理国家，于是朝堂上这些人也是彻底壮大起来。
再加上吴立炎外放到洛阳维修帝都，江南，山东，河北地区的士族几乎是第一时间选择了吴立炎，抛弃了皇帝吴承宗。
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右安门之变后，吴承宗气愤，但也不会动吴立炎的原因之一。
潼关以东，诸多士族根本不听他的。
皇帝自己控制的地区就是关中，益州，山西地区而已。
吴立炎没想过分裂国家，所以才老老实实当儿子，对皇帝的指令只要不是影响自己的地位，基本上不会反对。
到了吴立炎登基的时候，士族已经超越武勋和外戚，成为了第一势力。
为了压制这些人，吴立炎通过频繁的对外战争，提拔了许多将领，包括外戚，比如说张毓背后的张家一派以及宋寖为主的宋家一派。
直到吴立炎驾崩，士族已经让吴立炎打压得不像话，给压制回去了。
朝堂上局势基本上是外戚，武勋，士族，新贵族。
到了文帝继位，局势复杂得让人头皮发麻。
外戚势力里，宋家一派衰弱，而张家势力依然强大（毕竟皇太后张毓还活着），吴欢又扶持周家人平衡。
可是周家本身就是关中的大家族，代表士族的利益，直接导致关中的小团体势力更上一层楼！
士族也是有地缘政治的，业朝朝堂大致分为几个部分的势力:关中，河南，河北，山东，江南这些为主，其他的相对来说弱一些。
这些地区的士族里，最强的就是关中和河北山东，河南次一点。
江南地区因为属于是被征服并且北方士族打压得比较狠的地方，所以势力没那么强。
主要还是业灭刘宋的时候，齐王吴承名屠了一波，然后齐王之子淮北王吴立圭入城又杀了一批，结果宋寖收复健康的时候，又砍了一批。
这给人江南士族整麻了。
回归正传，当皇帝吴欢继位，一盘点天下局面，差点没两眼一黑。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串联天下势力，毕竟他的班底大部分都是秦淮河以北地区，江南不可能不管吧？更重要的是北方士族已经越来越强大了，他不希望这些人最后变得尾大不掉。
为了平衡天下局势，他一反太祖太宗的娶妻标准，给自己的后宫安排了一大堆士族女子，以此稳固。
然后外戚势力彻底炸了，像菜市场一样热闹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皇后隶属于周家，而其他大族，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家，河东柳家，裴家，弘农杨氏，葛家，江南的孙家，等等一系列。
士族和外戚混为一谈，你中有我，搞得武勋势力越来越弱。
直到启文六年，北方爆发战争，武勋才能一飞冲天，并且凭借文帝一朝的第一大案，运河案，压制士族外戚，彻底坐稳第一宝座。
时至今日，公元470年，大业建威三年初，武勋势力依然活跃于北境地区，在朝堂上掌控着话语权。
如果不是蓝田死得及时，搞不好他还会团结武勋力量和外戚士族分庭抗礼。
他的死也给了文帝吴欢打乱重组武勋内部成分的机会。
本年二月，皇帝吴欢召见中书省丞相周年，尚书省丞相梁昌，五军都督府大都督林启（这小子在去年被重新启用）。
皇帝表示京畿地区和中书省尚书省成员需要来一次大的调整。
三个官场老油条都是明白了皇帝想洗牌了，林启刚刚复出，不敢有什么意见，所以皇帝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
而周年则是问皇帝，想怎么调整中书省。
皇帝表示，中书省尚书省除了丞相，各安排五人协助日常工作开展。
这些人里面，允许周年和梁昌自己挑选两个，剩下的三个吴欢亲自安排。
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要架空和制衡两位丞相，毕竟不管是梁昌还是周年，这两个人在位的这些年来，已经基本上把各自的省的成员拉到自己麾下了。
如果将来和皇帝有什么冲突，真干起来，皇帝吴欢都要吃亏。
所以趁现在，吴欢主导击败草原势力，锋芒毕露，趁热打铁安排。
梁昌表示同意，周年无奈点头。
而皇帝的第一步，是京畿地区的人员调动。
他安排了自己的表弟，张盛，接手京畿府，又安排楚国公宋理和昌国公于田接手京畿军务。
自己的贴身护卫，十二军总军将军让自己的发小曹吉（毅国公曹烨第三子）担任，副军将军由自己的小舅子，周喬担任。
至此，皇帝吴欢再次强化了对于中央京畿地区的军事政治控制。
掌控洛阳的十二军主帅换上自己真正的心腹后，吴欢才正式下令，整改中书省尚书省。
梁昌留下了两位原来的成员，马涛，韦权。
这两个人都是梁昌的铁杆。
马涛来自关中家族，马家其实是比较式微的，不过这些年一直抱着梁昌的大腿，所以一直在发展。
韦权，和梁家渊源颇深，韦权的爷爷当年就是跟着梁锐文从交州地区投奔吴承宗的，几十年下来，也是混了个伯爵，但是递减爵位。
到了韦权这一代已经变成了男爵了，但他们韦家在洛阳的权势依然强大，因为背后站着庞大的燕国公府！
除此之外，皇帝吴欢加了三个人进去。
吴远（440-505），中山王，其父吴立銘，太宗吴立炎庶弟，属于业朝宗室。
王杲（gao）（429-487），出身琅琊王氏，虽然家族衰弱，但毕竟属于江南大族之一，投靠吴欢，属于皇帝自己人。
宇文赧（nan）（439-499），宇文延长子，宇文家族从宇文峥阵亡开始走下坡路，吴欢见缝插针，拉拢了宇文家。
中书省这边，周年留下原来的两位官员，萧武，吕顺严。
萧武出身于兰陵萧家，世家大族，其堂妹嫁给了周年的小儿子，双方属于姻亲关系。
吕顺严是洛阳地区的寒门，当年拜入周年门下，周年担任丞相后，就把他提了上来。
于是皇帝吴欢安排另外三个人入中书省。
宜兴伯郭镐（419-480），世袭罔替的爵位，其父郭操（392-432），在420年就追随太祖吴承宗了，齐王之乱，他跟随魏王吴立德来到洛阳，然后一起被吴承名砍了，当时郭镐才十四岁不到。齐王之乱结束后，吴立炎把他收入门下，悉心教导，是属于皇室的铁杆。
于显，昌国公于田的亲弟，铁杆皇帝一派。
镇西伯韩舞凌（421-488），其父韩贺文登，死在西域，是文帝表弟张茂干的，这件事情前面的西域之乱有交代。为了安抚韩家，吴欢把他们的爵位从子爵提升成伯爵。
至此，业朝中书省尚书省调整完毕。
中书省，丞相周年，侍郎:萧武，吕顺严，郭镐，于显，韩舞凌。
尚书省，丞相梁昌，侍郎:马涛，韦权，吴远，王杲，宇文赧。
做到这一步，吴欢也是彻底安心，自己的权威已经极盛，只需要找机会把强硬的梁昌拉下来，就可以高枕无忧。
毕竟燕国公梁昌的势力比较夸张，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上（广州地区的土皇帝，梁家，麾下子弟掌控了广州的军权，政权，以及交州地区的军权，势力在岭南极其彪悍）。